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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20年前预言中国奇迹成事实 改革还在路上

  • 来源:多盈金融
  • 2015-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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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林毅夫:预言“中国奇迹”
  因为两个预言,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身处舆论的漩涡。一个预言带来的是学术赞誉,一个则是公众的质疑。
  前一个预言已经实现——20年前,他和蔡昉、李周两位合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下称《中国的奇迹》)中预言,按双轨渐进的方式改革,到2015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个预言。
  而后一个预言,则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仍有20年8%的GDP增长潜力。人们怀疑,如此乐观的预测是否缘于他的工商联副主席这一新身份?他还是不是一位逻辑严整、框架严密、训练有素的严肃经济学家?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记者对话林毅夫,听他详解了为何能准确预测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以及缘何做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有8%的判断。
  “我的观点是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将达到8%。认为我过度乐观的批评是把我对潜力的分析当作是我对现实增长的预测。潜力的实现决定于内外部是否具备有利的条件,并且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他说。
  “如何判断增长潜力?”林毅夫对记者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他认为,是否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不能简单地从过去已经快速增长多少年或现在的收入水平有多高来判断,关键要看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判断后发优势比较好的角度是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GDP水平代表了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而后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
  准确预测中国成第一大经济体
  记者: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彻底改变、塑造了一代经济学子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框架。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对过去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自洽的视角。你在那时就预测到201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指标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都将这个预测视为天方夜谭,可是今天它的确成为事实。你是怎么做出这么准确的预测的?
  林毅夫: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我们形成了当时的预测。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需要通过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来达到。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都是在世界的最前沿,因此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投入大、风险高,绝大多数这方面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因此,虽然新技术和新产业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总体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慢,过去这100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不高,也就只在2.5%~3%之间;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才可持续增长,不过这种创新和升级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之内进行的,可以参考、借鉴、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从理论上来讲,后者比前者的成本和风险都小多了。如果懂得利用这一“后发优势”的话,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中国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上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根据上述分析并参考其他沿着这个路径发展得比较好的经济体,看它们的平均增长率,来推算我们的增长率,最终得出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的预测,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基本按照我们分析的路径来发展。
  日报:这本书预测的奇迹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实现了。事实上,《中国的奇迹》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包含要素禀赋、政府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三个关键要素,如何来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
  林毅夫:理解这三个要素,有一个概念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劳动力的总量、自然资源总量的相对丰富程度。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三个要素,但相对丰富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相对低,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相对高。
  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导致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直接影响了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如果要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还要考虑政府和市场。政府根据发展战略来优先发展产业,但如果政府要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需要靠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的出现。
  反过来,要发展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话,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在市场上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可以占领很大的国际、国内市场,创造很多利润和剩余,资本积累就会快,资本这个要素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就要采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不过,要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存在。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则需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需要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完善的问题。
  日报: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国际贸易都是从比较优势学起的,不过没有人想到能将这一理念发展成中国乃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奇迹的一个理论基石。比较优势源于要素禀赋,而要素禀赋又是我们选择短期以及中长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比较20年前,今天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在今天又应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
  林毅夫:战略层次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按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形成竞争优势,都应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都是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但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优先发展的产业就会发生变化。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不断积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资本越来越密集。
  日报:上个世纪50、6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被证明是错误的,用你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可以完美解读我们未来要发展什么产业更有优势。
  林毅夫:上世纪50年代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发展重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上天。
  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却在人均GDP还不到非洲国家平均1/3水平的基础上做到了。不过,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把资本配置到需要很多资本的重工业上,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到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生活水平的改善很少,而且跟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的差距还在扩大。
  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以“渐进双轨制”的方式进行转轨,即对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后者利用劳动力优势,生产成本低,在国际上有很大的竞争力,最后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很大。去年年底我们的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不是那么紧缺了,劳动力从过去的极端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使得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改革还在路上
  日报: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双轨制,对国企有一定的补贴,后来我们开始改革国企,但直到今天,国企依旧没有足够的自生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进行怎样的国企改革才能获得你所说的自生能力?混合所有制是不是最好的出路?
  林毅夫:一个企业是否有自生能力决定于所在的行业是否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国有企业,比如纺织业、零售业,所在的行业我国是有比较优势的,具有自生能力,只要经验管理好就能营利。在“抓大放小”的时候,它们已经民营化了。剩下的就是国资委管控的16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在当时,这些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
  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有不少产业,比如装备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已经有竞争力,表明这些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有些则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比如与国防安全有关的军工企业,这类产业资本非常密集,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长,在发达国家也都超越了它们的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需要补贴,在我国同样需要保护和补贴。
  这种情况下怎么改革?不是说国有的就没有竞争力,而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缺乏自生能力,都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跟不少人有过争论,我个人认为符合比较优势的小型国有企业应该民营化,这样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提高效率。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时,如果私有化,企业仍然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私有企业的所有者比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结果给私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会比在国有时还多,前苏联、东欧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的情形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
  大型企业所在的行业如果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变成有自生能力,则应该取消双轨制之下的保护、补贴,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这是因为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都不会是同一人,都可能会有道德风险,从理论上不能说哪种所有制绝对占优,只能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决定孰优孰劣。
  日报:《中国的奇迹》这本书讲到中国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比如周期性,比如腐败,比如金融改革的坏账,比如区域增长不均衡等等。今天来看,哪些改革超出了你的预期,哪些没有达到期望?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永远在路上,比如说金融改革,当时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是为了适应补贴大型企业的需要,但农户,以及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占生产活动的大多数,它们得不到金融支持。金融改革应该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利率的市场化,一个是发展地区性的、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日报:这两个改革方向都没有完成?
  林毅夫:利率市场化做了一点,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控制,金融结构改革的调整步子迈得很小,农户,微型与小型、中型企业仍然得不到金融支持;资源价格也已经放开,但资源税费仍然过低。《中国的奇迹》中没有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环境和雾霾的问题。
  日报:这本书当时重点讨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今天来看,收入分配的压力比当时还要严重,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林毅夫:我们看到收入分配逐渐恶化的状况,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扬汤止沸,对高收入阶层、高收入企业进行征税,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另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案是釜底抽薪,即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多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让有劳动力优势的人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经济发展的好处。随着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得相对短缺,劳动力的价格开始上涨,这个过程中,穷人所拥有的资产增值非常快,富人所拥有的资产增值比较慢。
  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是由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资金价格被人为压低,资源税费也低,谁拿到资金和资源开发权,谁马上取得巨大的财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变大了。另外,对金融、通讯等服务业的垄断,创造了垄断利润,也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为什么未来20年还能增长8%
  日报: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来看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成功,现实问题如何解决,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未来20年,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判断,即你认为如果从2008年算起的话,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每年8%的增长。这与人们普遍认同的经济增长减速,回到5%、6%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不相符。
  林毅夫:这是一般人对我的观点的误解。我的观点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达到8%的增长。
  从潜力到实现,是有条件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于按比较优势发展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跟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的成本和风险都比发达国家小,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
  中国经济过去36年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7%,这个速度是发达国家的4倍,便是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这个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相比较而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增长也不过就是20年,之后经济的增速从8%到10%一直下降到5%。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从已经用了多长的时间来判断,因为起点不同,最终是要看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比较好的角度是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日报:例如与美国的人均GDP相比较?
  林毅夫:对,因为人均GDP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根据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个比是1951年日本跟美国的差距、1967年新加坡跟美国的差距、1975年台湾地区跟美国的差距、1977年韩国跟美国的差距。这些东亚经济体,都在此后的20年实现了经济8%~9%的年均增长。它们实现了,就代表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依靠后发优势,有实现20年年均8%增长的潜力。
  能否把8%的增长潜力变成现实的增长决定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比如能不能维持社会稳定,能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否把产品卖到发达国家市场等等。这些条件如果能满足,实际的增长率就能够比较接近潜在的增长率,条件不满足,即使有潜力,也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的增长率。
  日报:是怎样的原因保证了我们存在潜在动力,从而能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林毅夫: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可能性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验,不需要重新探索,成本跟风险会低得多。
  日报: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技术的流动是畅通的,如果我们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是否会加以遏制和限制?
  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今天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所要发展的产业,美国在20年~40年前就已经发展了,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期最长不到20年,因此在成熟产业里我们有机会。如果要进入到最新的产业中去,那么就需要付专利费了,即使这样,也比自己投入研发要好一点儿。
  日报:一些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
  林毅夫:这种研究发现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增加了许多,2008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民营经济的投资减少,失业增加,为了稳定经济,政府才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稳定经济措施。
  日报:金融危机后4万亿的刺激计划,量是不是太大了?
  林毅夫:政府投资了哪些领域?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领域,一般要3~4年才能建成,因此投资回报率会低一些。此外,基础设施的回报率计算,给民营经济减少交易费用的外部性是难以计算进去的。第三点,即使矫正了时间因素和外部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可能还是较低,但是,基础设施如果不投资经济发展就会遇到瓶颈,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投资,这就涉及到一个时机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好时来投资基础设施或是经济下行时来投资基础设施,显然是下行时投资好。虽然回归分析来看可能回报率比较低,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是投资基础设施的最好时机。
  日报:怎么看待资金投往房地产行业而不是基础设施?
  林毅夫:投资基础设施是有很多人反对的,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称经济疲软的时候是进行基础设施最好的时机,国际上的观点也已经改变了。还有就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是企业的行为不是政府行为。
  日报:地方政府催生地方企业对房地产的投资,主要的一部分通过银行渠道放贷实现。
  林毅夫:这和银行的管理体制有关,目前银行的贷款是一次性拨付,也就是如果一个项目需要一亿的投资,分成四年执行,每年需要投入2500万,这个项目得到银行批准后,银行会一次性把1亿全部拨给企业。企业拿到钱以后,不能一次性用完,就会把不用的钱存回银行,银行可以把这些钱再贷出去,贷款也就创造了存款,存款再创造了贷款,银行可以多赚利息。但是,企业借到钱以后就要开始为全部的1亿资金付息,在国外,则对未用的资金只付0.25%~0.3%的承诺金,这样对企业来说资金成本的负担很重,拿了这些未用的钱以后只好去进行投机,造成了每一个能够跟银行借到钱的企业都设立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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