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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第一副总裁:中国可在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

  • 来源:多盈金融
  • 201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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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恰逢人民币汇改十周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谓送上了“大贺礼”——多年来认为人民币被“中度低估”(moderatelyundervalued)的IMF终于转变了态度。当然这还只是开始,中国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大戏”正在上演。

  “近几年,人民币实际汇率较其众多贸易伙伴国货币不断升值,这一趋势在去年尤其明显,因为美元上涨,日元和新兴市场货币不断贬值,而人民币仍相对坚挺,因此我们改变了态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不再被低估。”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DavidLipton)在北京对中国第四条款年度磋商(ArticleⅣConsultation)期间接受第一财经和《第一财经日报》联合独家专访时表示。

  此外,中国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推进。随着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一扩再扩、央行近期决定推出大额存单产品,利率市场化的放开政策或只差最后一跃。“我认为年内放开(利率市场化)是合适的,这并不仓促,中国可以走得更远。”利普顿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更加市场化,此前存款保险制度(depositinsurancescheme)的引入已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利普顿坦言:“(放开)可以提高整体金融体系的效率,鼓励银行竞争,对于家庭部门而言也是好事。”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目前是“多条腿走路”,除了利率、汇率之外,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也在加速,然而资本外流的担忧总是难以避免。对此,利普顿乐观地表示:“资本双向流动实属正常现象,我们不认为近期资本外流很严重。人民币汇率仍然较为稳定,这就意味着资本项目正在与经常项目形成自主平衡格局(counterbalance),汇率并不存在很大压力,因此进一步的适度开放是合适的。”

  身为最重要的老牌国际多边机构之一,在谈及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时,利普顿强调:“我绝不认为亚投行和IMF是竞争关系,二者应该是互补关系。”他表示,IMF可以将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亚投行分享,这有助于亚投行作出基建融资决策。

  中国将成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主办国,议程设置和重点关注领域引发各界讨论。作为IMF的G20Sherpa(协调官),利普顿提出了他心目中最为重要的议题——“当务之急是全球增长议程,此前各成员国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将G20整体GDP由目前预测水平提高2%以上;此外,基建投资议程也需要讨论,亚投行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初期债务置换规模远远不够

  第一财经日报:IMF代表团此前结束了与中国的2015年度第四条款磋商讨论。今年报告中的亮点是什么?

  利普顿:中国经济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更注重增长质量,这在三中全会精神中已有所体现,这种增长应该是环境友好型、收入合理分配的可持续增长,当然转型也需要更多改革,今后中国不应该大量依赖信贷投资和出口,家庭部门应该成为未来增长的驱动力。

  日报:短期而言,当前中国经济数据欠佳,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你认为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更多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来较为平稳地度过压力期?

  利普顿:摒弃旧事物,才能为新生事物创造空间。例如,过热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地方政府债务都应得到控制,我们预计这可能会导致增速下降,但不会很剧烈。

  值得注意的是,增长仍存在新的动力。当前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中国相对较低,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转变公司投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并以提高家庭收入和消费来拉动国内需求,这在未来能够提高增速。这的确是一个过渡阶段,需要校准(calibrated),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政府必须要不断推进。

  日报:在你看来,相较于货币政策而言,当前财政政策是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普顿:在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适合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缓冲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善地方政府财政问题,我认为现在没必要作重大政策转向。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财政政策应该作为财富再分配的工具,使国有企业的收入能够合理进入预算,为人们提供安全网路,即一种税收体系,为带动家庭收入增长、国内消费奠定更好的基础。

  日报:中国债务置换(localbond-swapprogram)进程正在不断推进,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你对此有何建议?

  利普顿:中国债务多种多样,如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中国要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有清晰的认识,厘清资产和负债构成。在过去多年间,地方政府一直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贷,当前必须对其有所监管,如债务置换就是方法之一。新《预算法》启动实施,地方政府就会知道自己能够发多少债,树立市场纪律,且信用好的借款方将获得更高的评级。初期置换规模可能远远不够,这可能造成一定紧缩(contraction),但我相信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应进一步推进开放进程

  日报: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在不断推进,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出台,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也被提上日程。你认为这一节奏应该如何把握?

  利普顿:中国已经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其金融体系应该更加市场化,不仅要放开贷款利率,也要放开存款利率,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为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当前中国已经不断放开存款利率上浮区间,这可以提高整体金融体系的效率,鼓励银行竞争,对于家庭部门而言也是好事。

  日报:如果今年放开存款利率,你是否认为这太匆忙了?

  利普顿:我认为年内放开是合适的,并不匆忙,中国可以走得更远。

  日报:在中国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等)背景下,你认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货币政策新范式”(newparadigmofmonetarypolicy)应该是怎样的?

  利普顿:中国将逐渐转化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金融市场亦将更加自由,这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在这一方面央行会把握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市场化进程同步推进,当然这一过程需要校准。

  近期,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利好,如国内共同基金可以通过沪港通投资于香港,可见内地投资渠道扩大,进一步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的开放措施都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利。

  日报:中国近期经济数据非常疲弱,且根据国际收支情况来看,一季度资本外流额规模不小。此外,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加息,你认为在这一背景下,当前是开放资本账户的好时机吗?

  利普顿:资本双向流动实属正常现象,我们不认为近期资本外流很严重。人民币汇率仍然较为稳定,这就意味着资本项目正在与经常项目形成自主平衡格局,汇率并不存在很大压力,因此进一步的适度开放是合适的。当然日本和欧洲正在进一步宽松,其也可能造成一些波动,但我认为中国仍需要继续推进开放进程。

  IMF认为人民币不再被低估

  日报:IMF多年来都认为人民币被“中度低估”,今年IMF的态度首次出现转变,这背后有何原因?

  利普顿:因为外部格局已经发生改变,所以IMF态度也会转变。我们之所以关注汇率,是因为IMF关心一个国家的外部平衡状况,如进出口情况,以及其对全球增长的影响等。就我们的判断,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尽管下降明显,但仍然较多,因此仍需改善,而汇率则可能是造成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几年,人民币实际汇率较其众多贸易伙伴国货币不断升值,这一趋势在去年尤其明显,因为美元上涨,日元和新兴市场货币不断贬值,而人民币仍相对保持坚挺,因此我们改变了态度,我们当前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不再被低估。中国下一步应将焦点转向政策转型,以实现新的增长模式,建立更为健康、适合中国增长的外部格局。

  日报:鉴于中国近期积极推进开放进程,你认为这是不是会加大人民币加入SDR的可能性?

  利普顿: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币而言,最重要的要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这将促进贸易,如果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多人民币交易工具,这就会强化企业借贷人民币的兴趣,这一进程正在不断推进,我相信央行一定会给予支持。

  IMF今年正在对SDR构成进行每五年一次审议,我们和中国当局正在探讨此事。至于人民币何时能加入SDR,正如拉加德总裁所说,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日报:IMF对篮子货币有两条标准,第一条是该货币的发行国(或货币联盟)在过去5年内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位居前列,第二条是IMF认定该货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尽管中国5年前已满足第一个条件,但人民币当前似乎并不符合第二项标准。你认为SDR检视将完全取决于数据还是要考量大背景和变化中的因素?

  利普顿:我们知道央行正在筹划一系列开放政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们也正在进行审核,IMF和中国双方都在认真推进此事,相信我们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日报:在检视过程中,IMF是用过去的标准还是会对标准做出改变?

  利普顿:我们还是采用现有的标准进行审核,并正在更新、收集和分析数据。

  日报:IMF的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久拖不决,此后究竟要如何实现改革?

  利普顿:美国国会始终在为份额改革设置障碍,但美国政府仍然在尽力推动改革,他们表示已经取得一些进展。IMF的第一优先就是全面通过改革,但我们也会有B计划,暂时先实现投票权的再分配,提高新兴(300098,股吧)市场的份额,但其可能无法实现原先改革的全部效力。我们的确对份额改革设立了最后期限,但真正通过仍有难度。

  日报:改革的推迟是否会对新借款安排(NewArrangementstoBorrow,NAB)造成实际的负面影响?

  利普顿:我认为这并不是个大问题。当危机爆发时,IMF成员国希望我们提供紧急救助,而在现有份额下没有足够资金,成员国会通过如NAB这样的临时应急安排为IMF注资。如果份额改革能够全面通过,上述问题就更无需担忧了。

  日报:由于全球金融体系不平衡,亚投行的成立也备受全球瞩目。你对此怎么看?

  利普顿:此次,我同北京的亚投行相关筹备方会面,对亚投行的运营结构做了一定了解。亚投行是一个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银行,这和IMF的定位有所不同。新兴市场在亚投行的份额更为合理地代表了其经济实力,因此亚投行也受到关注,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我绝不认为亚投行和IMF是竞争关系,二者应该是互补关系。IMF可以将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亚投行分享,这有助于亚投行作出基建融资决策。因此,我们相信IMF一定能与亚投行顺利展开合作。

  不过对IMF而言,当务之急仍是推进份额改革,让所有成员国都能拥有符合其经济实力的投票权,这样才能真正让各国在IMF中感受到归属感。

  全球增长目标是G20核心议题

  日报:中国将主办2016年G20峰会,你对议程设置有何建议?

  利普顿:G20可以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组织,其在2009年时便有效应对危机,在融资方面发挥很大作用,并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来预防潜在危机。中国能够在明年主持G20是个好事,我们相信2016年G20能够取得更多成果。

  依照惯例,IMF将为所有G20主办国提供支持。中国需要决定有哪些此前的G20议程仍需要讨论,还需要填补什么全新的议程,这点十分关键。

  日报:韩国主办的G20峰会被认为是一个成功案例,他们认为应该延续70%的议程,你认为这一比例是否合适?

  利普顿:这要取决于形势变化。金融监管改革议程已经在澳大利亚主办的G20峰会上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当务之急是全球增长议程,此前各成员国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将G20整体GDP由目前预测水平提高2%以上;此外,基建投资议程也需要讨论,亚投行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日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否值得探讨?

  利普顿:在过去5年间,各方都在针对国际金融构架进行热烈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这一话题较为宽泛,新的借贷便利或预防性措施也不断推出,扮演了安全网的角色。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值得讨论。

  日报:对于G20而言,贸易是个理想的话题吗?

  利普顿:贸易这一话题很重要,但出席G20峰会是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而贸易并非其职责范围,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专门的贸易部长。扩大贸易合作、建立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是一个好的主题,但贸易谈判的具体细节(nutsandbolts)可能并不适合G20。

  日报:你如何定义一场成功的G20峰会?

  利普顿:说到头,我们最重视的就是增长,全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低增长,当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支持增长,增加供应来提高潜在增速,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无论是过去几年还是未来,促进全球增速是最重要的议程。

  日报:我们需要设定新的增速目标吗?

  利普顿:就目前来看,2%的全球增速目标无需改变。随着时间推移,届时可以进一步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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