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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托李民吉解析信托行业未来发展路径

  • 来源:多盈金融
  • 201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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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有自己的一片蓝海,即在广义投行领域中深耕细作。”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寻找行业发展大方向是信托行业高管团队一直思考的事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北京信托董事长李民吉详解其对信托行业未来发展路径的判断。

在“十三五规划”GDP增速力保6.5%、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导向下,李民吉提出北京信托未来五大资产配置方向:政信合作、国企改革、信贷资产证券化、资本市场投融资和跨境资产配置。

李民吉认为,拓展政信合作,既要研究地方债务规模,也要研究债务结构,不同的债务结构存在不同的清偿弹性,信托产品在清偿序列中应居于相对优先地位。未来,企业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成为资产配置的重要方向,其中,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存量规模至少10万亿元以上,而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更大。

李民吉同时看好未来的资本市场,“要与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融资支撑平台及‘双创’等政策导向相吻合,未来三到五年资本市场会继续发展,但信心的恢复还需要一个过程,慢牛比快牛好,节奏把握更重要”。

2014年火热的土地流转信托突然降温,去年年底兴起的伞形信托销声匿迹,作为重要突破口的海外资产配置因种种原因占比并不大。反映在数据上,截至三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环比增长-1.58%,是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环比负增长。

“资产规模是多少万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主动管理能力,要将资源放在与投行业务相匹配的模式上去。”李民吉表示,在保证传统业务稳定的同时提前做好布局,“需求会产生新的资产配置,新的资产配置结构确定时,转型就自然而然实现了”。

关注五大类资产,政信合作仍是主要方向

《21世纪》:11月18日,信托业协会公布了三季度行业数据,环比二季度各项数据出现下滑,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信托业即将“过冬”,你怎么看待当前形势?

李民吉:谈形势离不开信托所处的大环境。进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有些变化,首先是增速的变化,经济中高速发展带来经济形势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提出经济增长要保6.5%,说明调结构重要,保增长也同样重要,在结构调整的同时要将更多精力放在保增长上,这是信托的大环境。

从三季度末数据看,信托行业管理资产规模仍然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但是环比下降1.58%,这是自2010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环比负增长。更重要的是信托行业风险事件开始显现,引起了监管层和信托公司的高度警惕,居安思危是当前普遍心态。

两年前信托业上升为国家第二大金融产业时,行业同仁激动了一下,现在已经归于平静,从信托管理资产规模上讲,重要推手是银行资金流向,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当然离不开信托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资产管理领域体现信托力量要依靠提升行业主动管理能力,这才是信托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结构上讲,北京信托主动管理资产占比始终维持在65%以上,这增强了我们的自信。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强调主动管理,这是我们的立场。

目前信托业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5万亿,维持存量,发展增量,困难很大,但机会也很大。

21世纪:这些年信托公司转型一直属于热门话题,你认为信托应该如何转型,转型方向是什么?

李民吉:信托转型核心就是解决资源如何获取、资产如何配置的问题。我认为有五大领域和方向可供信托公司探索。

第一类是政信合作。政信合作目前仍是北京信托的主要配置方向。与政府的合作中,大家关心地方债务规模和风险。由于监管政策不同,信托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在地方债偿付上弹性程度不同。信托资金由于不能展期,弹性较小;银行信贷资金可以以新还旧,弹性较大。由于信托资金的刚性特点,地方政府在到期兑付上可选择余地小,应该优先偿付。银行债权对地方政府来说,本金可以滚动,必须支付的是当期利息,因此在计算当期必须偿付的地方债务总规模时,应该把银行、信托、城投债等其他地方债区别对待。

对信托公司来说,衡量地方债务风险,既要看债务总规模,更要看债务结构,因此去年底43号文出台之后,公司内部要求加大政信合作的推进力度,事实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截至目前,北京信托和地方政府合作的项目没有出现问题。北京信托回避了财政支付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在合作对象选择上强调地市级加百强县。

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信号,必须高度重视。

供给侧改革,在财政政策上是指减税和缩减政府支出,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继而平衡财政收支;缩减政府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对于政信合作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遇、有挑战,局面还有待观察。我们理解机遇大于挑战,当前仍然需要下大力气推进政信合作。

第二类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落脚点在于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信托参与国企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二是打破行业垄断。对于国有资产证券化而言,存量规模至少10万亿以上,大有可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打破行业垄断,信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汇集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使改革成果惠及社会大众,无疑值得探索与鼓励。

第三类是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与企业资产证券化相比,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更大,操作上更集中、更便利。今年4月,人民银行下发《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行注册制管理,明确符合条件的机构可申请一次注册、自主分期发行,大幅提高后续项目的发行效率。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新增5000亿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超过了过去9年累计发行总额。保守估计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和调整银行资产负债表,信贷资产证券化占银行信贷资产总规模的10%-15%是可期待的。规模大、竞争也激烈,信托业应做好准备。

第四类是资本市场投融资活动。这两年股票市场暴涨暴跌,损伤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信托业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战略。冷静地看,目前两市市值才23万亿左右,与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相比占比很小,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是大势,是大战略。即使在战术层面,“双创”活动离不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支持,未来三到五年我们对资本市场繁荣抱有期待。

第五类是跨境资产配置。过去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贸易走出去,有迹象表明这种状况在逐步改变,从商品和劳务出口变成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带来资产配置的全球化,信托行业大有可为。

目前QDII业务要求做标准化产品,信托的优势是非标业务。要发挥信托非标产品的创新优势,继续让信托做改革创新的排头兵。改革开放初期,荣毅仁先生创立中信信托的时候,中央就把信托作为金融改革的排头兵,这一取向到现在还是应该坚持。

目前北京信托的离岸业务正在稳步推进,在QDII、RQDII等领域有所突破,有了一些成功案例。与普通的资产配置讲求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不同,境外资产配置现在主要关注安全性和收益性,委托人甚至偏好长周期资产,比如美国的土地、英国的房产、澳大利亚的矿产、德国的科技等,这些都符合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需要。信托具有制度优势、人才优势、风险控制优势、创新能力优势、产品设计优势,最适合做海外资产配置的排头兵。

以上这些都是大类资产的配置问题,大类资产的配置问题落实下来,信托行业转型就自然实现了。当然,转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每一家信托的路径也不完全一样。

定位“广义投行”,发挥家族信托、中小企业信托优势

21世纪:你曾提到考察国际领先投行,存在全能巨人型、对冲基金型、高级定制型、关系专家型、顾问专家型和通用服务提供商六种业务模式,北京信托的定位是哪一种模式?

李民吉:前年我们和波士顿咨询合作制定了公司五年发展规划,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广义投行,既然是广义投行,应该把着力点放在跟投行身份相匹配的业务模式上去,开辟信托业自己的蓝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没有放开固有资产投资职能前,信托公司只能以PE投资方式试水直接投资。我们成立了三个股权投资事业部,成立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是我们五年规划中设计的内容。

既然定位为广义投行,无论是组织结构、人才队伍,还是产品设计,都按照投行的标准去做,确保信托类PE投资具有市场竞争力。

大家都戏称信托是“游牧民族”,只打猎,不种田,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恢复和完善信托公司的投资功能,有助于拿到“长期粮票”,我们开展包括PE投资在内的投资活动,其目的就是解决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问题。

21世纪:目前《信托公司条例》正在修订,或许会包括建立信托产品登记制度、建立信托产品流通市场等方面的规范,你对此有何意见或建议?

李民吉:我们很期待信托公司条例修订,比如包括设立专业子公司、建立信托产品登记制度、建立信托产品流通市场、发行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以及许可信托公司IPO、新三板和买壳上市等,这些都是重大利好,是信托业生态坏境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旦发布可以解决现在信托公司面临的很多问题。

21世纪:家族信托会是未来信托公司的蓝海吗?

李民吉:家族信托大有可为,非常值得持续深耕细作,这才是回归信托本源的必由之路。

我们说信托公司做两件事,一是给有事的人找钱,二是给有钱的人找事。前面说的五大类资产配置是给有事的人找钱,家族信托就是给有钱的人找事。

家族信托市场非常大,中国20%的人群持有80%的银行存款,这20%的人口就是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我们在家族信托领域有了很好的起步,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规模不断增加,风险可控。我们给高净值客户做的家族信托资产配置得到了认可,几乎每周都有新的客户,增速很快,我们的信心也越来越强。家族信托是北京信托的品牌,我们希望把这个牌子擦得更亮。

21世纪:一直以来由于中小企业投资风险大,使得中小企业融资相对困难,目前北京信托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有哪些尝试?

李民吉:北京信托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领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金融业支持中小企业难度很大,因为收益与成本不对等,投入大产出小,中小企业负债能力有限,缺乏可抵押、质押物品。

支持中小企业要放在解决就业、创新和发展的高度对待,是发展新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多次讲支持中小企业,讲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是国策,所以支持中小企业是信托类金融机构的本分。

北京信托目前主要服务于中关村(000931,股吧)一区16园中合适的中小企业,这一计划与北京市政府、北京经信委相关支持政策相匹配。

同时,北京信托也与其他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合作,形成一个“政信企银保”即“政府-信托-企业-银行-担保”五位一体的多方合作的构架,这是北京信托的特色和品牌。截至2015年9月底,北京信托累计发行了73个中小企业信托产品,累计向中小企业发放近1000笔信托贷款,规模超百亿,成效不错。

不良资产证券化、土地信托如何做?

21世纪:随着经济下行,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例都在上升。在此背景下,不良资产证券化成为热门话题,对此你怎么看待?

李民吉:不良资产证券化与前面提到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属于同一范畴的问题,但有区别。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系数要高于其他类别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于资源整合、处置能力的要求更高。凡是不良都要谨慎,做不良资产的逻辑是从不良中找到“良”,如果找到的全是不良就不用碰。

不良资产处置主要看两方面:一是经济形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中国经济处于上升通道,资产价格上升,所以四大资管公司非常成功。但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良资产升值空间有限。二是不良资产结构,要衡量不良资产的处置难度,如果都是股权、债权类资产,处置难度很大。现在不良资产售卖的多是债权类资产,处置难度较大,要谨慎。

21世纪:2014年土地流转信托非常热,今年以来市场人士认为有所降温,还有观点认为“雷声大、雨点小”,这是战略调整还是微观层面发生了变化?

李民吉:土地是最大的生产要素,信托行业找大类资产配置必须关注土地流转市场。让农民富裕起来,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农民要富裕,就要让他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我们做土地信托的初衷。虽然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但要相信人的智慧,相信人在改革中的创新能力,能够把问题解决。

我们不赞成打着保护农民生活基本稳定的旗号来限制土地流转,妨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作为金融机构,我们有责任拓展用益物权信托,辅之以资金信托,帮助农民实现合法、稳定、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

由于政策不明朗,土地流转信托步伐在调整,去年4月受银监会非银部委托,我们召开了一次高级别的土地流转信托研讨会,从理论、政策、法律、实务层面展开深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完善项目方案,体现合法、稳健、实用原则。我们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对不同意见充分吸纳合理成分,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交易主体,保障农民利益。一句话概括叫枕戈待旦。

21世纪:你对信托公司在明年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李民吉:明年首先是稳定基本盘,存量要稳定,巩固好基础,然后在五大类的资产配置中寻找机会。困难始终都会有,但信心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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